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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是怎么来的怎么驱散？
在水汽充足、微风及大气层稳定的情况下，相对湿度达到100%时，空气中的水汽便会凝结成细微的水滴悬浮于空中，使地面水平的能见度下降，这种天气现象称为雾。雾的出现以春季二至四月间较多。 凡是大气中因悬浮的水汽凝结，能见度低于1千米时，气象学称这种天气现象为雾。雾形成的条件一是冷却，二是加湿，三是有凝结核，增加水汽含量。雾是由辐射冷却形成的，多数出现在晴朗、微风、近地面水汽比较充沛且比较稳定或有逆温存在的夜间和清晨，气象上叫辐射雾；另一种是暖而湿的空气作水平运动，经过寒冷的地面或水面，空气中的水蒸汽逐渐受冷液化而形成的雾，气象上叫做平流雾；有时兼有两种原因形成的雾叫混合雾。可以看出，能具备这些条件的就是深秋初冬，尤其是深秋初冬的早晨。据相关气象专家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有关人工除雾的方法为： 1、派遣直升机飞至雾顶，然后沿途播撒催化剂，稀释浓雾使其最终化解。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高层建筑多、路网复杂的城市主城区。以成都市为例，每次通常只需动用两驾直升机进行飞行消雾，全程所需经费不到10万元。 2、地面安装多个特殊的“发生器”或鼓风机、加热器，播散催雾剂或以动力方式直接将强风吹入雾中，搅乱雾层直至消除。 3、地面安装强力喷雾设备，通过高压将雾状水珠喷入雾层中，经过它们的“清洗”，打破凝结雾粒的平衡使其消除。 4、动用直升机飞至雾层中，通过螺旋桨的搅拌，搅动雾层促进其消散。
东汉是一个怎么样朝代？
光武帝刘秀
刘邦建立的定都于长安的西汉政权在王莽篡汉后就基本上算是灭亡了。
王莽推行的一系列革新政策原本是非常前卫和先进的，也有利于国家和平民，但是由于那些政策伤害了贵族、豪强、地主利益而遭到抵制，最后天下大乱。
刘秀兄弟俩为恢复汉室乘机起兵于枣阳，最后取得胜利，定都于洛阳，称之为东都。虽然同为汉朝，由于一个定都于西一个定都于东，所以史称西汉和东汉。
东汉这个国家立国195年，他的皇帝历史上有名气的也就汉光武帝刘秀，再然后就是献帝刘协。
实际上东汉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王朝，经历过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永元之隆。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汉光武帝在位时发展经济、整顿吏治、开垦田亩、增长人口。
东汉疆域图
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
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
蔡伦改进造纸术
自王莽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次年，又复置西域都护。东汉期间郑玄将经学推向高峰并且开创郑学；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
东汉冶铁技术
所以，虽然东汉在历史上存在感不强，但是文治武功、人口经济、科技取得了较大发展，还是一个有着巨大历史贡献的王朝。
高开低走的王朝，自始至终没有达到西汉的鼎盛！只是在科技医学方面有点收获:张衡的地动仪、毕昇的印刷术、华佗的五禽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其他方面很一般。
汉光武帝刘秀以及云台二十八将开创了一个辉煌，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尤其是在北方河北等地流传很广。虽然有“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但是却是个存在感很弱的朝代，除了开始的汉光武帝和后来亡国后的魏蜀吴三国，其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炫耀和传颂的了。更加上后汉皇帝却是一代不如一代，短命皇帝频出，宦官专权！最终导致从东汉末年三国到两晋、南北朝十六国，直到隋朝统一的乱世五百年，汉民族几乎灭亡。
东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儒学气氛最浓的朝代，事实上，光武中兴名臣名将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刘秀在太学时的同学或者学长学弟。钱穆先生就说：“东汉光武帝，以王莽时代一太学生，起兵平天下。一时同学之士，驰驱戎马间，策奇勋，列朝廷高位者何限。”“那一伙人，何尝有一个是经受军事训练出身的军事专才。只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军事，因缘时会，勋绩彪炳。”因而可以说，东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一个儒学士人政府。
这也正是“有志不在出身”，英雄何必出草莽，儒林中也可以有英雄，尤其是东汉前一百年的儒林，他们由于借鉴了王莽坐而论道、迂腐误国的经验教训，又痛疾于西汉末年儒生之媚颜软骨，再加东汉朝廷之倡导，所以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与名声风节，在君子气中多了一股侠气与豪气，其社会实践水平明显比西汉高一个档次，如杜诗的水排（即水力鼓风机，用于冶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张衡的地动仪、浑天仪、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甚至今天还在用的算盘，等等，这些无不是东汉时的发明。同时这些儒生们也多为官清正，崇尚直道而行，常以节俭为荣，是故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如刘秀御驾出巡，竟常乘革车羸马；其手下著名儒臣董宣死时，家里却只能拿出几石粮食办丧事；又兰陵大儒王良为大司徒，他的妻子竟被人看到穿着布裙在砍柴。正是在这一批批优质儒生的影响下，东汉社会道德之高洁，民风之淳朴，民德之宽厚，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梁启超先生就说：“东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厉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清代史学家赵翼又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正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行下效风气蔚然，正因为刘秀与诸将接受着相同的教育，又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他们才能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想，以避免派系争斗而内耗实力。这便是一个政权或政治集团成长的基石，也正是刘秀集团高过更始集团、流民集团与其他军阀割据集团的地方。所以说，东汉以儒生开国，并以儒生立国，是历史的特例，也是历史的必然，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当然，所谓物极必反，由于刘秀过于提倡偃武修文，结果导致其后世帝王没能体会他“苟非其时”的真意，而在国势强盛之时，仍然不事扩张，反将北方百姓多迁南方，而徙异族进入内地，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与土地紧张，并使得北边并、幽、凉三州胡多汉少（西汉盛时，三州尚有近九百万汉人，至东汉盛时，仅剩三百万），政府控制力迅速减弱。董卓之乱与五胡乱华皆由此萌芽。
事实上，东汉一朝边患从未停止，但政府却极其忽视军队建设，多次裁减兵员，甚至逐渐放弃了秦汉以来的地方民兵训练与演戏制度（都试）与军功激励制度（军功爵制），以至后来朝廷实在缺兵，竟每年征发各郡死囚携妻儿老小去北边屯戊，其兵员军事素质之低下可想而知。所幸东汉中前期国力雄厚，其名将又个个不俗，能将一群羊带成狮子，这样才在对外战争中得占上风。
看来东汉一朝风俗虽美，上下皆敦厚信义，为历代之最，却毕竟少了些勃勃生气。当然这对内地老百姓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和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嘛！更重要的是，东汉上承西汉，对于北方胡族有着强大的心理优越感，认为无需强力军备，也可轻松搞定他们，这种优雅的自信是东晋以降的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后世愤青才觉得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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